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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大副校长刘伟全面建小康质量比数量更重要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11:31 阅读: 来源:焊管厂家

北大副校长刘伟:全面建小康 质量比数量更重要

全面建小康,质量比数量更重要  ——访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 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、北京大学副校长、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。主要学术领域包括:社会主义经济理论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演变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。出版学术著作多部。两次获得“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”。  ○ 中国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吗  ○ 中国宏观经济的主要风险是什么  ○ 如何看待当前外资“做空中国”  中国正穿越中等收入阶段  记者:2012年中国GDP总量突破50万亿元,达到51.9万亿元,继续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;人均GDP超过5800美元,在全世界214个国家中排名第114,属中等收入国家。党的十八大提出,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按照这个目标,中国如何在10年左右实现向高收入阶段跨越?  刘伟: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,人均GDP在12475美元以上,叫做高收入国家,全世界有70个。这70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,平均用时12年零4个月。其中22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以上的国家实现这个跨越平均用时11年零9个月。由此看,当一个国家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,10年或者是略多一点的时间有可能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。  从现在起,再过七八年中国可以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这是通过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标得出的结论。从经济方面看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数量指标也有质量指标。数量指标主要是指GDP的水平,而质量指标主要是指经济结构。  从数量指标来说,第一个指标是到2020年GDP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,大概是14万亿美元,比美国2010年之前的GDP多一点。所以到2020年我们能够赶上2010年之前的美国经济总量。实现总量翻番有一个条件,中国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.2%。看来问题不大,因为这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从各个方面分析来看,大概是在7%或者是8%。第二个指标是到2020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。按照现行汇率计算,将近10000美元,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收入国家临界点,所以说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,就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跨越。实现这个目标也有一个条件,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能太高。第三个指标是城乡居民收入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。前两个指标是增长问题,这个指标是分配问题。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条件,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能低于GDP增速,这是“十二五”规划明确提出来的。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不能扩大了。收入翻番要求国民收入在宏观与微观布局上有良好的控制。  我们知道,真正的现代化发展不仅是看数量,更重要的是质量,就是经济结构。1820年的中国GDP曾占到全球34%,从经济结构上看,依靠的是以家庭小生产的门户经济形式提供农产品。而当时为世界第二的英国,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结构。后者在短短20年就超过了当时的中国,所以我们说发展更重要的是看结构。 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“四化同步”,这就是结构上的要求。意味着,到2020年,不仅数量指标要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,质量指标,也就是在这四个方面的结构变化上,也要达到或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,这才叫全面建成小康。  第一个是农业现代化。农业现代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。目前70个高收入国家平均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10%,其中,最发达的是美国2.3%。而我国2011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36%。按比重每年下降2.4个百分点计算,到2020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概在15%左右,与除去发达国家之外的那些高收入国家结构状况相同。  第二个是新型工业化。按照工业国经济体标准,上海、北京、天津、广东和江苏这五个省市基本实现工业化;辽宁、山东、浙江、福建4省实现了90%以上。这9个省市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大,平均算下来我国工业化程度大概在80%左右,中国已到工业化后期。按照现在的速度,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估计问题不太大。  第三个是城镇化。中国总体城镇化水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,更不用说跟发达国家比了。从经济发展史来看,城市化率在30%到70%之间,为城镇化加速期。按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计算,到2020年差不多为70%左右,所以说,我们不太担心速度,担心的是城镇化质量。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大力提高城镇化质量。  第四个是信息化。现代信息所支撑的是现代服务业。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比重在75%以上,我国目前不到50%,但是我们有信心。中国有三类服务,一类是生产性专业服务,一类是现代生活服务,一类是现代体制性服务。随着农业现代化、新型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加快,现代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,以及会计、审计、交易所等跟市场化有关的服务肯定会加快,完全可以到2020年达到当代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线。  记者:有人说,中国在2020年前后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。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?  刘伟:我认为这不可能,至少从目前的规划来说不可能。202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还只能是世界第二,不可能超越美国。从现在起,再过七八年中国可以实现向高收入的跨越,建成全面小康社会,基本实现工业化;再过十七八年,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,再过三十七八年,中国有可能赶上当代发达国家,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。中国近现代史上,多少代人的现代化强国梦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变成现实,摸得着看得见,可望可及。  202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有一个收敛效益。预计2020年到2030年平均速度在6%到7%之间,2030年到2040年大概是5%到6%之间。我们假定美国保持一个2008年之前的平均速度,大概是3%到4%,照此计算,中国大体上在2030年前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。这是很不容易的。  冷静分析外资“做空中国”  记者: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比市场预期要低,国际上出现了一些“做空中国”的说法,最近是愈演愈甚。请问您对外资“做空中国”怎么看?  刘伟: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理解。一方面,有些机构调低的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预期,对世界经济的预期也是普遍下调。不是孤立地仅降低对中国经济的预期,而是对世界经济整体性的预计。另一方面,一季度经济增长7.7%、通货膨胀率2.4,这两个指标一出来,有些机构觉得是不是要回到新一轮的衰退,还有人呼吁要出台政策给予支持。实际上,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就是7.5%左右,一季度的情况合乎预期。有些外资做空中国,这种鼓噪是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,还有就是在资本市场上投机。我认为,我们要有“政策自信”,要有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的定力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。  不过,我们也要正视这种“做空”。“做空中国”之所以有市场,是因为的确观察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。有一些分析认为,中国的钱没有进入实体经济,而是在虚拟经济中起了两个作用,一个是产生泡沫。虚拟房地产、股市、金融衍生品,甚至把农作物金融符号化,炒绿豆、炒大蒜、炒玉器等。这样会增大实体经济的困难,实体经济获得的资金就少了。另一个是增大了实体经济的成本,因为虚拟经济一炒,使得社会劳动者对未来物价上涨有预期,进而给雇主施加压力,要求增加工资,提高了劳动力成本,给企业带来新的困难,使得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更加不看好。  很重要的一点是,“做空中国”也反映了中国企业的一些问题。企业普遍反映市场压力大,困难也大。今年以来我去了多家企业调研,科技型的、制造业的;也跑了好几个地方,中关村、长春、武汉、重庆等,还看了惠州的电气化、机电汽车和化工业,包头的装备制造业等。我看很少有企业感觉很好,这一点很让人担心。我们有些政策的效果可能和预期的不一定一致,比如营改增,有些高科技企业在营改增之后税负是增加的。我希望不要大规模地刺激需求,而是从供给政策的运用出发,着力为企业减税,实实在在降低企业成本,鼓励创新,对企业的创新科研投入给予优惠、给予支持。国务院常务会最近几次议题都是很好的,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落到实处。  正视通货膨胀与经济下行双重风险  记者:您认为,当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?今年一季度CPI为2.4。为什么物价指数这么低,政府对控通胀还这么重视?  刘伟:第一季度CPI为2.4,虽然不高,但居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却很高。央行有一个调查,20000份问卷,78%的人认为价格涨得过快。这种现象说明,这次通胀的特点和过去不一样。  一个特点是,前期政策的滞后性。我们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上半年6月份,实行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广义货币规模及其占GDP比重快速增长,2012年底广义货币余额97.42万亿元,而GDP总量为51.9万亿元。截至今年3月底,广义货币余额突破了百万亿元。这么多钱出去之后先刺激需求,拉动生产,企业拿了钱给员工发工资,工人拿了钱去消费,CPI就上去了,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,正常情况下在欧美国家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会反映出来。我做过一个测算,我国是7个月到24个月两年间会反映出来,而危机的时候会更长,一般是四到五年。那么,2008年、2009年出去的钱该反映出来了,所以我们现在承受很大的通胀压力。经济快速增长是要付出代价的,代价就是通胀问题。  第二个特点是成本推动。进入中等收入阶段,劳动力、土地、环保等各种成本都在提高。社科院曾测算过,物价中50%多一点是需求拉动,40%多是成本推动,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很典型的需求拉动、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代。成本推动的通胀很难解决,需要给企业降低成本,提高企业效率。如果用紧缩需求、收紧银根的办法,对成本推动通胀起不了正面作用,反而会加速通胀。因为收紧银根,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,进而提高产品成本。  第三个特点是有国际输入性质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、第二大进口国,所以大量商品是从国际市场涨价,通过进口进入到我国的产品成本和物价体系中的。如石油、铁矿砂、大豆等。我做过研究,中国大豆主要靠进口,国际市场大豆每涨一元,中国国内市场大豆涨0.83元,中国国内市场大豆如果涨2元,则菜篮子里肉禽蛋这一项涨0.62元,因为饲料涨了。中国物价上涨的70%是由农产品涨价引起的,而农产品涨价首当其冲的就是肉禽蛋。另外,美国、日本都在大肆印钞票,国际市场上流动过剩肯定加速,加速就会涨价,而我们又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,就会传导到中国经济。  第四个特点是与国际收支失衡相联系。收大于支,反映在国际收支账上是国家外汇储备不断增加。外汇储备越大就等于结汇增大,也增加了通胀压力。  记者:您认为,经济下行压力体现在哪些方面?  刘伟:经济下行压力表现在三个方面,首先是内需不足。我们担心投资疲软,主要是担心投资不可持续,长期靠政府投资不行。政府投资退出,需要企业投资跟进。现在国内产能过剩从一般消费品到工业原材料,甚至是新兴产业都过剩。没有结构升级,没有新产品开发,没有技术创新,大企业想大规模投资都投不出去,在现有结构下再投就更过剩,问题是创新力不够。而小企业想投找不到钱。  再看消费需求。我们担心的主要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。从宏观来看,这么多年,财政收入、GDP和居民收入,哪个增长最快?财政收入,哪个最慢?居民收入,这个就有问题了。中国经济长期消费提升难,主要是在收入分配的时候,把钱给了政府和企业,居民的比重越来越低,当然消费需求就越来越弱。从微观来看,居民收入比重在下降,收入差距在扩大。最大的是城乡差距。3.3个农村居民的收入相当于1个市民,4个农村居民的消费相当于1个市民。欧美有人写文章分析,按照GDP增长7%,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2个百分点计算,中国增大的农民购买力,能够把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产能过剩化解掉。就是说,国际金融危机复苏主要看两个国家,一个是美国,看美国这轮创新能不能取得突破,特别是在新材料、新能源,尤其是生物科学技术方面。另一个是中国,国民收入分配合理,将带来购买力的增长,以此促进消费,中国经济才能持续增长。  再次,出口问题很大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,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,中国商品出口的环境越来越恶劣,出口要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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