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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1-04-06 08:26:54 阅读: 来源:焊管厂家

人大常委:很多农民工薪水是政府欠的 国内国际 - 国内新闻 - 资讯生活

读完两高报告,有件事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牟新生不吐不快。

经过人大代表们反复提意见,恶意欠薪写进了刑法。但据他了解,几年来依此判刑的很少,至今仍有近30%的农民工被欠薪。

“打了一年工,一分钱都拿不到,怎么面对父母和子女,这个家,怎么回?!”这个与赖昌星交过手、铁腕风范的海关总署前署长说到这里,情绪明显激动起来。

农民工的薪水牵动一个国家的心。2003年,温家宝总理就亲自为农妇熊德明讨薪。2010年,恶意欠薪首次被写入刑法修正案第八条草案。2011年2月25日,该法案通过。

3月7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回答记者为何“讨薪仍是屡讨屡欠”时称,恶意欠薪“入刑”后,各地已向公安部门移送300多起恶意欠薪案件,公安部门依法起诉200多起,已经判罪的有7起。

在牟新生看来,判刑少的情况不怪法院。“法院不是不想判,而是因为很多农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。一些政府的形象工程是大工程,老板承包了工程,垫了资,最后政府一直赖账,检察院让法院很难办。”

老百姓怎样靠法律力量扳政府的“大粗腿”?在另一个会场,代表们也为相似的问题争论。

张庆伟代表发现,和其他类型案件相比,行政案件一审和解率达到48%,“但和解掩盖了一些政府行政执法当中的问题。”

“总是和解,错误的执法行为就得不到纠正,就是纵容政府继续犯错!”张庆伟说。

“法院在主观上是公正的,但有时候,他想公正也公正不了。面对行政部门的强势压力,谁能抗过当地的政府啊?”张庆伟说。

他自称在基层工作多年,了解那种“体制里面的感受”:行政部门怕打官司,更怕打败了以后,媒体一报,被晾在阳光下。“这不好看。哪个行政首长愿意年底总结的时候报一摞败诉数字呢?所以尽量和解。”

更重要的是,这种和解是要付出代价的,要拿钱。

言及此,张庆伟的声音提高了不少:这个钱从哪儿来?行政部门用的是行政执法收来的钱,不是执法人员个人的,也不是某个局长腰包里的,是财政的钱。用财政的钱买和解,本身就是慷国家之慨,慷人民之慨,慷财政之慨。

说到这个份儿上,坐在他旁边的全国人大代表、北京市高院院长池强也要开口补充点什么,但张庆伟没有一丝要闭嘴的意思。接着,会议室里四面都响起了声音,人人都想发言,负责速录的小伙子只能停下,看着这群人大代表。

会后,池强告诉本报记者,张庆伟希望依法行政是正确的,但他认为,对事情的推动不是以谁告赢了为准,而是要以是否解决了实际问题为准。“法院判完了,不解决问题也不行。”
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看来,法制建设任重道远。

这个做过特约检察员的委员发现,法律这个武器对老百姓来说,始终是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不敢选择的,他们宁可相信找到领导,靠领导签字解决。

一个老百姓要靠找一个不认识的领导解决问题,概率看起来很低,可很多老百姓还是愿意这样。“一旦领导签字或表态,事情可能就好办一些。但打官司,输的可能更大。”王东林说。

“领导真的要少签字,多劝他们走上法院。与其多签字,不如让政府在法院多输几场官司,可能更有表率作用。”王东林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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